北大教授张丹丹的言论引发争议，实则前瞻性思考

• 2026-08-23

近日，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因其认为“灵活就业本质上是一种福利”的观点而遭到激烈批评。有人指责她与现实生活脱节，甚至有人质疑一位拥有稳定职业的经济学教授如何理解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及零工的艰辛生计。然而，我认为大家对张教授的看法存在误解。她并非与现实背道而驰，而是走在了时代的前沿，可以说她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中级阶段，而我们仍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讨论中。作为来自民间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导候选人，我想为张丹丹教授辩护。

首先，马克思主义有个重要理论，就是劳动的异化。劳动本应是人类本质力量的表现，通过劳动，人不仅改造自然，也能重塑自我。然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之下，劳动却成为了一种与个体相分离的外在力量。劳动的异化体现为四个方面：首先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，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；其次是劳动者同其劳动产品的分离，即工人所生产的物品不归其所有；第三个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分离，劳动不再是内心真实的需求，而是为了获取薪水而被迫进行的行为；最后是人与人的关系异化，工人与资本家处于对立面，本可建立情感的联系却不得不以业绩为基础。

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，认为资本家从劳动者超出的必要劳动中占有剩余价值，这便是剥削的根源。但随着历史的演变，现如今的情况却有所不同。现在我们看到的灵活就业者，例如外卖员有自己的手机和电动车，网约车司机拥有自己的汽车，自媒体人和主播则各自装备了电脑和摄像设备。他们的工作方式与以往的稳定模式截然不同，不再受限于固定的工位或老板的监督，而是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、地点及内容。这样的转变使得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异化现象逐渐得到改善。如今，劳动者甚至能够同时进行多项工作，比如早上做早餐，下午接单送外卖，晚上再做网约车。根据统计，灵活就业者的数量从去年2.8亿增长至今年预计的3.2亿，已占到实际就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。这一现象表明灵活就业消除了许多劳动异化问题，逐步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制约，实际上反映出社会已步入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。

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著名争论，核心问题在于“姓资还是姓社”，这场争论持续已久，最终我们认识到，发展生产力才是重中之重。因此，面对现实，我们果敢地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积极因素，利用市场经济推动经济发展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。这意味着先富带后富的道路是合理的，尽管共同富裕的目标仍需努力，但“先富”的策略是基于历史实践和中国国情的反映。张丹丹教授因其观点被批评，实际上揭示出在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后，灵活就业带来的新问题与矛盾。灵活就业并非单纯的福利，此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虑问题。

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可通过“先富带后富”的方式推动发展，而在社会主义中级阶段，则可以实现“先福利带后福利”的目标，伴随灵活就业带来的共同发展与福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谁作为最早的受益者？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下一代将承担起阶级的未来，是劳动再生产的关键所在。马克思在1866年提到，最先进的工人意识到，他们阶级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依赖于新一代工人的教育。而今天，这些灵活就业的工人就是新时代的先驱，他们有责任使下一代人享受到福利。

此外，张丹丹教授提到，许多灵活就业者已经摸索出了自己的“算法”，能清晰判断何时何种工作最为盈利。这让我联想到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，他描绘一种自由劳动的理想状态：人们可以随兴趣选择工作，尽情追寻多样的劳动形式。这里我想提醒马克思，实则我们已经迈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，甚至接近共产主义，只是我们尚需克服小部分理论障碍，因为现存的资本家仍在，剩余价值也在，平台依然在从中抽取利润，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未能完全回归于他们。

总之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引我们，生产力的发展不久将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。